中国古典思想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今天,我的发言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对中国古典思想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历史做简要的回顾。其次,谈一谈中国古典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在阿拉伯世界产生的影响。最后,说一下中国文化在阿拉伯世界传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友谊历史悠久,阿拉伯人对中国也有非常正面的印象。但是从古代到近代,双方的交往其实更多体现在器物层面上,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思想层面、精神层面的文化不甚了解,一直存在一种生疏感。直到 1936 年,阿拉伯世界才出现了第一部完整译成阿拉伯语的中国文化经典:《论语》。译者是后来在北京大学担任阿拉伯语言文化教授的马坚先生,当时他只有 28 岁。他在“译者序言”里写道:“我是穆斯林,又是中国人,肩负宗教的和国民的双重义务,我决意同时履行这两种义务,既要尽力帮助不懂中文的教友了解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也要全力在中国传播穆罕默德的一神教义,使我国国民都能了解伊斯兰教的真谛。”他的整部译作准确达意,通顺流畅,富于文采。无论就译作问世的时间,还是达到的水平,马坚先生都堪称用阿拉伯语译介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第一人。难能可贵的是,马坚先生虽然是虔诚的穆斯林学者,但对中国的儒道思想非常尊重,并未因为儒家或道家不属于“天启”的伊斯兰教范畴而狭隘地予以贬低,这说明他思想开明,心胸开阔。


下面,我给大家读一些介绍、研究中国思想著作的阿拉伯学者在所撰著作的序言里的文字,以便大家对阿拉伯人怎么看待中国思想有一定了解。


《孔子:中国先知》(1956 年出版)的作者哈桑·苏阿凡是这么说的:“1952年革命之后,埃及努力加强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及阿拉伯各国的合作,笔者撰写此书,也旨在为这些努力添砖加瓦。笔者希望,在本书之后,还有更多探讨东方国家文化、文明的著作问世,以让埃及和阿拉伯各国的弟兄们能了解东方各国历代的文明与文化现象,从而增进双方的政治、经济与思想合作。”穆罕默德·西伯尔的《中国智慧》(1968 年出版)被许多阿拉伯学者列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参考书,作者对中国哲学是这样评价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像中国这样伟大国家的思想风格。……西方学者在谈论黑暗中世纪的文化如何衰落到极点的时候,却忘了中国在这个时候(即唐朝)正在经历文明的启蒙,文化的昌盛达到了顶点。”书中对儒家和道家思想进行了有趣的评价,还表达了对中国哲学思想“内圣外王”的理解。最后作者说,“虽然从表面来看,中国哲学缺少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但从实际内容来看,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是强大而别致的,并不比西方哲学逊色。”


我们再转向伊拉克思想家哈迪·阿莱维(1932—1998)。阿莱维是一位在阿拉伯世界有一定影响力的思想家,曾于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两度来到中国,并于在华期间学习过汉语。他在《中国拾珍》(1994 年出版)一书的序言里写道:“我写作本书并非为了讨好中国,尽管中国在我不为阿拉伯祖国所容时赐予我安宁的生活。本书针对的读者是阿拉伯人,他们痴迷于西方,已经丢失了人性的根基,尤其需要找到智慧的源泉。本书哲学部分所占篇幅最大,因为我在其中发现了西方有些开明之士希望找到却又难觅的东方智慧。”他的这种观点在阿拉伯世界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又说:“中国哲学以辩证法见长,这尤其体现在道家思想中。”他还谈到中国哲学对人的关注胜过对自然的关注,这与伊斯兰世界的苏菲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


黎巴嫩大学教授阿卜杜勒·哈义在《古代中国的哲学与政治思想》(1999年出版)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吸收、消化乃至同化外来思想与文化的能力;在古代,这种能力尤其体现在佛教的中国化,在现当代,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011 年,沙特学者纳赛尔·舍赫拉尼博士出版了《儒家:历史、现状及伊斯兰对其立场》,这本书也有一定代表性,跟之前几个学者不同,它代表的是伊斯兰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一类阿拉伯学者。他们往往用伊斯兰教的概念和术语去附会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比如把“圣人”译成“先知”,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宗教,是“人为宗教”,即人造出来的,而不是伊斯兰教这样的“天启宗教”,所以伊斯兰教不接受“儒教”。


关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译介的情况,早期除马坚先生的《论语》之外,大多数中国著作都是从西方文字转译的。新世纪以来,阿拉伯汉学家直接从中文翻译这类著作。近一二十年来,这样的翻译主要依靠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等高校中文系培养的第一代、第二代汉学家,人数共有一二十人,他们翻译了不少中国古今的经典著作。同时,我国的《大中华文库》也推出了十几种新译或旧译中国古代思想经典的阿拉伯语译著。


第二,我介绍一下老子的思想在阿拉伯世界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一些著名阿拉伯文学家、思想家的影响。首先是黎巴嫩作家米哈伊勒·努埃曼(1889—1988)。1932 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老子的面孔》的长文,其中阐述了他对《老子》的理解。当时还没有阿拉伯文版本的《老子》,他应该是从英文或者其他语言读到的。文中写到,他想在《老子》里面寻找在西方文明中找不到的那种“庞大的、遥远的、模糊的东西”。他说:“自从我了解了老子,我对所有的‘狂人’便肃然起敬。……他是狂人中的狂人,和平的天使,安详的使者,美德的圣徒,知足的典范,万灵之灵,—— ‘道’的传播者老子!”努埃曼在对老子表示敬仰的同时,也对阿拉伯世界盛行的宗教观表示揶揄和批评。他说:“我多么喜爱这个‘母亲’(即‘道’):她拥有一切却不以君王自居,恩泽普惠却不以美德自诩,蓄养万物却不加以主宰。而人世间却不乏这样的‘造物主’:他创造生灵只为取悦自己,因其受难而心安,因其屈辱而荣光,因其疲弱而获得力量!这个‘母亲’生育万物,因为生育是她的天性;她不会这样警示自己的子嗣:‘我是你母亲,你需要赞颂我;若你不将我颂扬,不遵循我的意旨,我将把你打入地狱。’”努埃曼还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米尔达德》,有学者指出:“小说《米尔达德》主人公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像这位中国的师尊、哲学家的故事。努埃曼构思小说《米尔达德》的源头无疑就是老子的故事。努埃曼颂扬了老子的思想,并且与他进行了痴迷的、富有成效的对话。”


老子思想还影响了一位名气更大的阿拉伯作家——纪伯伦(1883— 1931),他在题为《你们有你们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的散文里说:“你们的思想认为各民族的光荣是靠他们征讨的英雄,像尼禄、尼布甲尼撒、拉美西斯、亚历山大、恺撒、汉尼拔、拿破仑等,而我的思想认定的英雄则是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由此可知,纪伯伦将孔子、老子置于人类伟大思想家的前列。突尼斯小说家麦斯阿迪(1911— )在短篇小说《旅行者》中,塑造了一个与中国文化中道家形象很类似的东方哲人形象。哲迈勒·黑托尼(1945—2015)是当代埃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长期担任阿拉伯世界唯一的文学类报纸——《文学消息报》的主编,他一直鼓励埃及汉学家翻译中国的作品,这份报纸也曾多次连载中国的思想和文学作品。黑托尼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读完中国文化经典《道德经》之后发现,这部作品很像阿拉伯苏菲派哲学的诸多名著,其核心都是寻找真理。无论是中国文化经典《道德经》,还是苏非经典,它们都是我的灵魂之家。”和我合作翻译过《道德经》的叙利亚著名文化学者菲拉斯·萨瓦赫说:“译作《道德经》一问世就得到了广泛的回应,读者告诉我:‘读了《道德经》,我觉得整个人都变了’,‘《道德经》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坚信,面对诸多问题的现代文明,能够从中国先贤的思想中得到诸多裨益。”


道家思想为什么在阿拉伯世界如此受欢迎呢?我想主要是因为道家思想与苏菲思想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通过非理性直接体悟的方式去把握世界,都主张摆脱繁文缛节、回归自然、追求自由,都推崇含蓄神秘的审美情趣。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这样一个启迪: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既相似又互补的独特魅力,是两个古老文化彼此吸引、彼此接近的根本原因。


最后,我简单谈一下中国文化在阿拉伯世界传播中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古代文化经典,还包括现代作品的传播。最近几年译成阿拉伯文的各类中文作品不少,但是阿拉伯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很少见到译成阿拉伯语的中国图书,能在阿拉伯文化界、知识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图书更是鲜见。其中关键原因之一,是翻译出版过程中粗制滥造现象比较普遍。现在我国资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项目很多,但是有没有那么多能胜任高质量翻译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呢?这显然是一个问题。据我所知,许多著作的阿拉伯语翻译工作甚至是由阿拉伯国家学汉语的大学本科生在做,因而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北京一位阿拉伯语专家竟然在一篇译成阿拉伯语的中篇小说中找出了四千多个错误!此外,图书出版方面也存在浮夸、造假现象,个别出版机构为了夸大译介图书在国外的影响,甚至捏造了中国某位作家获得埃及、摩洛哥等国“最高文化奖”的虚假新闻,还子虚乌有地编造了授奖辞和答谢辞。这种造假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声誉,也给有关作家本人造成了很大的尴尬。实事求是而言,无论在阿拉伯国家,还是在我国,能够将文学、学术作品高水平地译成阿拉伯语的译者是屈指可数的。所以,我认为中文图书走向阿拉伯世界是一件急不得的事情,粗制滥造会对中国图书产生“砸牌子”式的伤害,而且会损害严肃认真的高水平译者的积极性。


我认为,政府资助中国图书“走出去”是一件好事,但制定规划时不能求全求大,要更好地了解国外读者的需求,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作用。此外,还亟需建立翻译和发行的评价、监督机制,杜绝劣质作品和造假行为。译什么、如何译,需要深思熟虑;出版、发行的方式,也有待改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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