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译论的反思


大家好!

 

几天前,我在北外做过一场题为《我的翻译理论概述——从翻译理论到实践》的讲座,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这场讲座中没有讲完的部分。当时我讲到了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方法、翻译的标准以及翻译的任务,今天要讲的题目与翻译的任务有一定关系。当时我还讲到了翻译理论的创新问题,包括理论创新的方法和理论创新的制约因素;然后讲到了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批评,其中涉及到了本雅明先生的翻译思想体系。今天我以本雅明先生的翻译理论为例,谈谈我们应该对西方翻译理论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西方翻译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而我们中国人比较善良,总是不加选择地去拥抱任何外来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会尽可能客观地来吸收、吸纳外国的好东西,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去分辨和鉴别哪些东西可能不一定需要去拥抱它。我认为,本雅明的翻译思想中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在于它其实是一种宗教理论,而不是真正的翻译理论。他用的方法不是理性的研究方法,而是非理性的宗教信仰的方法。把翻译理论和宗教信仰放在一起,就形成了错位的应用。所以,我们中国人在接受这部分遗产的时候,一定要清楚,是不是照搬的。本雅明先生的成就是很大的,“纯语言”的提法本身很有启发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展开了。我要说的是除了成就之外,他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觉得不足的或者是有问题的


我今天的报告主要谈几个问题。第一,译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我们平时所说的译者的任务是非常简单的,大家都能回答这个问题。无非是为了让不懂外语的读者了解外文文献中的内容,实现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的人喜欢翻译,做翻译是为了实现某种个人目的,这也可以算作一种译者的任务。可是本雅明先生认为,译者唯一的任务是释放围困在原作中的所谓“纯语言”。那“纯语言”是什么东西呢?按照本雅明先生的理解,就是上帝的语言。可是他说了,我们是不是就得机械照搬?在国内外出版的翻译理论著作中,本雅明先生的观点往往被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中国翻译界不断地引证这个观点。可是他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我认为有对的一面,但是总体看来恐怕不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主要的弊端就在于以偏概全。译者确实有着各式各样的任务,但不能说它主要的或唯一的任务就是释放“纯语言”,这个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如果把它的标题变一下,譬如把“译者的任务”改为“译者的某一种任务”,可能就好一点了。但是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全称态,就是“译者的任务”,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释放“纯语言”。这个任务在我们旁人看来,不就是把一种含义信息和形式信息转化成另外一种含义信息和形式信息吗?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例,我们翻译他的作品不是要释放什么纯语言。莎士比亚使用什么语言?不同的译文给我们呈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审美特色


“... all you have done, hath been

 

but for a wayward son, spiteful and wrathful who, as others do, loves for his own ends—”


朱生豪先生将上面这三行诗翻译为:

“而且你们所干的事,都只是为了一个刚愎自用、残忍狂暴的人;他像所有的世人一样,只知自己的利益”。(42 字)

 

我翻译时遵照原文的诗的形式,他是三行的,我也翻成三行:

“……只便宜了不肖一狂徒;这厮胡作非为,心地歹毒;无义无情,活脱一个凡夫”。(29 字)


这样就译出了不同的信息。不管你喜欢朱生豪先生的译文还是我的译文,这些译文都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向读者传达信息。尽管形式上有散体和诗体的区别,但它的任务是很清晰的,就是把诗中实实在在的含义翻译出来。所以本雅明先生所谓的翻译就是要释放“纯语言”,实际上是找不到依据的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纯语言”?本雅明先生所谓的“纯语言”是从神学观点中得出的推论,但是这能证明“纯语言”确实存在吗?如今翻译学已经发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必须尊重现代学识规范。现代学识规范是什么?是讲逻辑、讲证据,而不能以宗教凭信仰为依据,更不能从神秘学说中找出一个结论,然后据此提出一整套理论,那不是现代学术研究。所以,要写这么一篇论文,本雅明先生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证明有没有“纯语言”。证明“纯语言”存在之后,才能够展开说翻译的任务就是释放“纯语言”。那么什么是“纯语言”呢?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在“纯语言”的存在本身还是个有待证明的问题时,却要去释放它,译者怎么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这样一来,译者的任务永远也无法完成。如果译者的任务无法完成,试问本雅明先生的论文还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翻译学和神学的区别。我们要把属于理性学科的翻译学和属于非理性学科的神学区分开来。理性学科与非理性学科不同,要讲逻辑、讲证据,而本雅明先生把这两者混淆了。所以,学术研究和宗教信仰是有差别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差别界定清楚


第四个问题,本雅明先生说没有一种翻译是为读者而做的,而且使用的是全称态“没有一种”。这种观点有道理么?我觉得,很多翻译其实都是为读者的。当然,译者完全有可能为家人、亲戚和朋友翻译,或者出于兴趣为自己翻译。但是无论是译者的家人、亲戚和朋友还是译者自己,其实都是读者。所以,我们无法逃避读者这个观念。怎么能说没有一种翻译是为读者而做的呢?这是不合逻辑的。


第五个问题,本雅明先生还说没有一首诗歌是为读者而写的。这种观点有道理吗?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些非常微妙的东西。其实,确实有很多人不是为读者而写诗,但是也有些人就是为读者而写诗,并不是说诗人一定要不为读者写诗。为他人写诗就不是诗人吗 ? 只为自己写诗就是诗人吗?这个大前提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说,有的诗不是为读者而写的,有的诗是为自己而写的,有的诗我们搞不清楚究竟是为谁而写的——这种描述才是客观的。


第六个问题和权威效应有关:为什么本雅明先生的论文总是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如果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说译者的唯一任务是发掘和释放某种上帝的语言,这种论文就会遭到批评了,因为读者看不懂。但是如果换成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西方学者说同样的话,我们就会积极附和。这是为什么呢?贵远贱近。“贵远”就是特别看重远方的、古代的;“贱近”就是贬低身边的、当代的。反正远方的就是对的,不敢去挑战,还要赋予它一种权威。其实,本雅明先生虽然在文化研究和宗教研究领域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在翻译研究领域并没有太多涉足。他对翻译的确思考了很多,也有些独到的想法,但是他的表述非常含混、神秘。而一些翻译学者往往把含混和神秘当成深刻,总觉得看不懂的东西特别有哲理。


最后就回到了文化的问题。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表面上是翻译问题,但是在更高层面上实际上是文化问题。本雅明先生究竟干了什么?实际上,他是借助翻译这个话题,进行他的哲学、艺术学以及神学方面的引申和论述。他的价值观是宗教性的基督教价值观,因此在他看来,翻译归根结底是要完成宗教上的任务和传达上帝的纯语言。换言之,他是把翻译问题看成宗教性问题了。但翻译学的学者却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理解的错位,从而造成了表述的错位。


因时间限制,我的报告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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