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的重要性——以《大唐西域记》为例


首先我要感谢北外给我这么一个美好的机会,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发言。我想以《大唐西域记》为例,谈谈翻译的重要性。


玄奘法师(602—664)于公元 7 世纪到访印度,行程长达五万里,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自己的行程,介绍了印度当时的佛教情况和重要的佛教圣地,我们也通过这本书了解了许多事情。翻译是理解我们的过去和他种文化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现在我们所做的翻译也是在创造未来的历史,未来人们将以自己的语言翻译为基础来理解历史。佛陀用印度的语言巴利语教授佛教教义,后来用巴利文和梵文书写了下来。也正因为翻译的存在才使我们能够了解佛陀。中国人就是通过翻译才了解佛陀和他的教义的。通过翻译,我们理解了印度文化;通过翻译,我们还可以让未来的人们了解印度的历史和文化。如果印度语言和中国语言之间没有正确的翻译和译本的话,中印两国就无法进行交流,更无法在佛教方面进行正常的交流。


佛陀诞生于公元前 5 世纪,佛陀建议他的追随者去参拜四大圣地,即佛祖的诞生地蓝毗尼、释迦牟尼开悟的地方菩提伽耶、初转法轮的地方鹿野苑和大涅槃的地方拘尸那迦,后来阿育王还增加了与佛陀紧密相关的四个圣地:王舍城、毗舍离、尚卡西亚和舍卫城。这八个佛教圣地都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和游客的朝圣,这些地方的文明和繁荣也因佛陀而生。传说阿育王在印度次大陆建造了 84 000 座佛塔和很多阿育王石柱,后来这些所有与佛教有关的地方都变成了朝圣的中心。公元 1 世纪以前,所有的佛教教义都是口头传诵的,佛教文本第一次被书写下来是在斯里兰卡。后来印度大师到中国传播佛教,并把佛经文献翻译成了中文。


中国人是上述伟大的佛教圣地的常客,法显和玄奘等人的日记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在印度所看到的情况,如今这些日记仍然在创造印度、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周边国家的历史。为什么《大唐西域记》非常重要呢?因为玄奘法师在其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旅程,描述了每个佛教圣地的位置,距离和方向基本上完全正确。在此之前,印度对这些地点都没有详细的记录,所以这本书对于印度考古工作和佛教遗址发掘工作至关重要。


12 世纪时,伊斯兰教入侵印度,对印度的佛教造成了灾难性的毁灭。这对佛教来说是非常黑暗的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军队毁坏了几乎所有的佛教圣地和佛教文献,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那烂陀寺,藏书数万卷的图书馆也被烧毁,大火整整烧了六个月。他们还斩断了印度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联系,包括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国家,最后导致了佛教在印度几乎完全消失,人们也将佛陀遗忘了。在 1858 年以前,人们会因为佛陀的卷发和厚嘴唇将其误认为是非洲人,或者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非洲人。阿育王是印度佛教中的重要人物,建造了 84 000 座佛塔。他在中国也非常有名。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不知道阿育王是谁,从外观上判断,还以为他是斯里兰卡人。在我们读到《大唐西域记》之前,人们对于佛教有很多这样的误解。问题的所在是,中国人知道佛陀和阿育王是谁,而印度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佛陀和阿育王。那时,印度各地散布着许多与佛教相关的建筑,比如佛像、佛塔、阿育王石柱等等,但人们无法翻译上面的文字,不能准确地解读它们,也就无从知晓这些文字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所了解的部分佛教遗产,比如孟买周围的洞穴、石头雕像等,当时都被误认为起源于非洲。


1784 年,亚洲协会在加尔各答成立,主要做印度历史研究、铭文翻译和古籍整理等工作。“佛陀”一词第一次被提到是 1789 年在一卷关于亚洲研究的文献中,作者是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他翻译了一篇来自伽耶镇南边一座寺庙(即大菩提寺)的铭文,铭文上写着“至尊佛陀之地”,然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注意。查尔斯·威尔金斯和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是古老经文和古印度铭文翻译的先驱,也是翻译《嘉言集》、《莎坤塔拉》和《牧童歌》的功臣。“佛陀”这个名字再次出现是在由琼斯以皇帝世系表的梵文手稿为基础编制的印度国王年表上。琼斯认为佛陀大约出现在公元前 1027 年。


我们现在知道的关于佛陀和佛教的第一条信息是 1797 年,它是由植物学家汉密尔顿·布坎南(Hamilton Buchanan)发现的。当时他正在缅甸旅行,而那个时候在缅甸有佛教。由于卷发和厚嘴唇,1821 年约翰·戴维(John Davy)甚至认为佛陀是毗湿奴。阿帕姆(Upham)和亚历山大·约翰斯顿(Alexander Johnston)援引巴利文文献,声称斯里兰卡是佛教活动的中心。特纳(Tournour)于 1836 年翻译的部分《大史》(Mahavamsa)——一部作于公元 5 世纪的关于斯里兰卡历史的史诗——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重要的发现就是确认了阿育王是真实存在过的,是印度的一位皇帝。1837 年 5 月 23 日,这一天开启了解决上述问题和无数其他问题的大门,这一天普瑞斯(James Princep)成功地破译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阿育王婆罗(Ashokan Brahmi,一种印度古文字)的神秘脚本,并写信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亚历山大·卡宁厄姆(Alexander Cunningham)。中国学者也出现在印度的佛教历史中,这其中就有法显法师,他沿着丝绸之路徒步到访了印度,并记录下了自己的重要经历;玄奘法师应唐朝皇帝的要求,在公元 646 年完成了《大唐西域记》这本著作。1857 年,汉学家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Stanislas Julien,又名儒莲或茹里安)第一次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法语。


印度有一座著名的庙宇,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寺庙在拜谁。后来人们认为,这个寺庙拜的是印度教的主神梵天,并认为寺庙里的菩提树是梵天所种,人们祭拜的脚印是天神毗湿奴的脚印。通过《大唐西域记》,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座佛塔,而不是印度教的寺庙。如前面所述,阿育王建造了 84 000 座佛塔,这就是其中之一。阿育王石柱是非常高的柱形建筑,开始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它是什么,还有人认为这是印度神话《摩诃婆罗多》中人物彼玛(Bhima)的手杖。这些都是《大唐西域记》翻译出现之前的误解。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发现阿育王石柱的地点,他说这个柱状的建筑物应该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之一,在它的东侧一百公里是那烂陀寺——玄奘的母校。在 1858 年发掘之前,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地,但在玄奘到访印度的时候这里却是他跟随戒贤法师学习佛法的那烂陀寺的地址。因为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录和翻译,我们才知道这里曾经是佛学教育的重要地点。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不仅记录了中国的历史,还记录了印度及其他周边国家的历史。后来《大唐西域记》被译为印度语、德语、法语等多种语言,这些译本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当时的历史和文化。翻译能够创造未来的历史。印度考古之父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说:“但是幸运地,中国朝圣者的旅行的发现……在这个迄今为止的黑暗时期之上投下如此多的光明,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印度古老地理散乱碎片的大致模样。”可以说,《大唐西域记》的翻译重新创造了印度的历史。翻译不应该只是翻译自己的文化,应该多元化,翻译要在所有的语言中展开,不只是发生在两种语言中。翻译活动要纳入每个国家的政策中。


最后我希望用佛陀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讲。佛陀说“伟人的出现是非常罕见的,伟人不会随便出生于任何地点和家庭(国家),对于任何家庭(国家)而言,这样一位智者的出生,会使这个家庭(国家)繁荣昌盛。”中国应该为自己有这样杰出的儿子玄奘而感到骄傲。玄奘保护了印度的佛教,使它重放光芒,印度也应为此感谢他。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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